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主要依赖于认知能力。
〔14〕 着重号是作者所加。但这一制度设计在现实的运作中发生了修宪者所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在一些职权的行使上对加强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目的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使得我们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反思。
举例来说，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三次修改。1978年宪法延续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在组织法中，也只有极为简陋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2部法律是全国人大所制定的。〔39〕 从这一说明中可以看出，全国人大的监督只属于广义的监督，而实践中真正的监督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实施的。〔8〕 在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有人提出，在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时，应当充分保证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目前，无论是素质、经验，还是在经费、交通等方面，我国均具备了逐步实行直选的基本条件。在中央层面，可实施两院制的改革。[6]（英）Hornby, Gatenby and Wakefield:《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2页
[1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例如，《保障法》第11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之规定，第15条数字服务之规定，第33条公共数字文化之规定。[12]谢晖：《论规范分析的三种实证方法》，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14]潘自勉：《在价值与规范之间》，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与此同时，将该类事项纳入相应财政资金拨款或补助的预算支出科目与绩效目标明细范围，且通过附表形式来列明。一方面，就普适化服务对象而言，应从凸显基本层面上的权利保障立场出发，[49]来设定服务对象的平等服务供给，以强调全体公民机会均等地积极、主动享有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1]参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三部分。然而，相关法律在规范内容的设计上还存在如下问题。一方面，就成果基准而言，应根据我国当下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状况，从凸显基本文化权利和文化需求的最低限度供给角度出发，[39]将各类共识性公共文化服务事项中所必须列明设定的指导性服务项目，列为成果基准必选事项。[30]姚海放：《论政府补贴法治：产业政策法、财政法和竞争法的协同治理》，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2期。
在凸显文化相关制度设计、交流、生产、分配、习俗、阐释、尊重平等的背景下，[45]国家作为给付方设定的关注起点、过程公正问题与结果公正问题之普适化服务对象与均衡化服务投入，[46]是成就相应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蕴含之客观价值秩序的实效保障。此外，还应从凸显尊重人们自由选择权和需求差异的立场出发，[51]强调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地区和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等相对弱势的特殊社会群体设定为特别公共文化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就服务收费强制性干预而言，应列明所涉优惠收费项目、标准的审批规程与相应的信息公开事项，并列表公示合法依规的合理收费事项及标准清单。1.义务非营利性蕴含的规范要义 《保障法》和《图书馆法》就公益性文化单位提供服务的义务非营利性作出了专门规定。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部分。学者们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类彰显文化权主体的道德自足性和文化上的实体判断力的权利导向型文化权益事项，[4]来探讨其所涉及的权利内涵、[5]保障范围,[6]以及现行宪法保障下的尊重、保护和促进之国家三个层次义务等命题，[7]进而尝试厘清公民个体文化利益结构。
其所涉义务事项要素主要包括公益性文化单位所提供非营利性服务的项目、内容、条件，以及优惠收费的项目、标准及用途。摘要: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是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研究的两类主要视域，但文化事业视域中的相关价值与规范交互性研究往往为学界所忽略。
其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此外，还需针对所涉税收优惠的幅度或档次，与相应的产业政策法的必要性审核及相关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确立较为清晰的效力连结指引。例如，《保障法》第13条鼓励和支持参与服务与给予表彰和奖励之规定，第29条鼓励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服务之规定，第41条制定购买服务的指导性意见和目录之规定，第42条鼓励和支持参与提供服务之规定，第43条倡导和鼓励参与志愿服务与给予指导和支持之规定，第48条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服务之规定，第49条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参与提供服务之规定，第50条享受税收优惠之规定。立法者有必要将文化成果基准、衡量事项纳入规范设定范围，以实现相应文化成果分享的效益化推广与质量评判。这些相关规定从国家给付方和给付相对人这两个方面，就文化参与权益所涉双向规范事项予以了较为全面的列明。最终，在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的原则引领下，[44]与时俱进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这些相关规定仅就标准事项予以了原则性确认，未能根据层次、形态日益多样化的公众文化需求，[38]来列明结构类型多元化、动态调整阶段化的成果基准、衡量事项。这些相关规定从文化成果的分享手段角度，就所涉信息、传播、网络等技术的应用原则、路径乃至技术产品、平台等具体事项皆予以了较为全面的列明。
[28]此外，既应根据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实施标准，基于公共文化设施最低限度的非必要（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商业化经营原则，设定经营性文化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负面清单，以确立必要的禁止准入事项与准入许可要件，也应基于鼓励经营性文化设施最低限度营利乃至公益化原则，设定相关经营性文化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奖励量化条件标准，从而为所涉鼓励参与规范要义，提供必要的行为评判可操作性指引。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部门、公共文化设施所表征的国家给付方，主要根据服务对象特点和服务区域特点来实施给付，给付相对人则主要通过文化需求反馈机制来进行参与。
遗憾的是，相关法律的制度设计也存在着一些缺陷。[37]蒋慧：《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赵谦，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52]朱海闵：《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研究》，载《文化艺术研究》2014年第1期。其次，就购买服务规范要义而言，应在后续实施性规范中，根据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实施标准，具体围绕书报借阅服务、广播电视节目提供服务、电影放映服务、文艺演出服务、设施开放服务、文体活动组织服务等方面，设定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事项清单并明确其广延适用范围，且与相关政府采购、招投标法律规范确立较为清晰的效力连结指引。每月组织一次不同文化活动主题宣讲（培训），并同步进行相关信息书面访谈。
在权力导向型体制下，该类资源往往表征为更多物质支持的政策倾斜，亦应确立特殊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差异化资源投放量化标准与绩效评估体系。可围绕《国家标准》列明的文体活动项目，以及其他六类基本服务项目中的提供借阅、信息、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数字电影放映服务与送文艺演出等裁量性模糊规定，来设定较为清晰的规范效力连结指引。
例如，《保障法》第4条均等性之规定，第8条均衡协调发展之规定，第35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之规定，第40条的加强、鼓励和扶助民族文化产品之规定，第46条重点扶助、提供援助之规定。[33]学界应基于非营利性价值目标所蕴含的社会效益最大化考量，围绕激励并促进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34]积极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体文化权利与积极文化权利,[35]从文化参与权益、文化成果分享权益和文化平等权益这三个方面，来尝试厘清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权益事项的融贯性规范要义。
应明确特殊地区、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别服务对象在相关规划、设施建设、项目运营、资金管理、政府责任等方面的具体服务事项，以实现更为清晰的专项、精准地群体均等式重点保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1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其既包括各类文化企业，也包括各类尚未转制或处于转制过程中的非时政类报刊、一般文艺院团、影剧院、影视音像制作销售、演出中介、新闻媒体的印刷广告发行传输等经营部分、电影制片厂及其他各类公司（厂）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三）文化平等权益事项 文化平等权益事项是其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终极目的。进入专题： 文化权益 。
[7]沈跃东：《论我国宪法对文化基本权利的保障》，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26]俞文钊：《现代激励理论与应用》（第二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部分。该类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服务供给水平往往是衡量社会公众享用文化权利的重要标尺,[50]应具体明确实体保障面向的服务供给范围事项和模式选择面向的交互式服务供给事项。
今后可围绕《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列明的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送地方戏、设施开放这六类基本服务项目中的羁束性量化规定，来设定较为清晰的规范效力连结指引。文化平等权益事项是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终极目的，应设定普适化服务对象规范与均衡化服务投入规范，从而为保障该类权益提供必要的执行引领。